第1251章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2 / 2）

这一年，皇上下诏：“从现在起，和尚、尼姑不能接受父母及长辈的礼拜，相关部门要明确制定法律禁止这种行为。”

任命吏部侍郎刘祥道为黄门侍郎，同时负责吏部选拔官员的事务。刘祥道认为：“现在负责选拔官员的部门录用的人太滥了，每年进入官员队伍的人数，超过一千四百人，各种途径进入官员队伍的人，都没有经过筛选。目前朝廷内外从一品到九品的文武官员，一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大概算一下，三十年时间，这一万三千多人就差不多都要更替完了。要是每年进入官员队伍的人控制在五百人，就足够满足需求了。希望能有所改革。”不久之后，杜正伦也说进入官员队伍的人太多。皇上让杜正伦和刘祥道详细商议，但大臣们都害怕改变现状，这事儿就搁置了。刘祥道是刘林甫的儿子。

“内核解读”

显庆二年是唐高宗李治在位早期的关键一年，这段史料勾勒出唐朝在边疆开拓、政治权力博弈、制度调整与社会伦理规范上的多重面相，既彰显了盛唐的扩张势能，也暗藏着此后权力结构与制度运行的隐患，其背后的逻辑在现代视角下仍具解读价值。

军事开拓：边疆治理的“刚柔并济”与盛唐疆域奠基

这一年最核心的军事行动——苏定方讨平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堪称唐朝边疆治理的经典案例。从战略层面看，此次战役并非单纯的武力征服，而是“军事打击+部落安抚+制度固化”的组合拳：

--战术上的务实灵活：苏定方在大雪深二尺时坚持“蹋雪昼夜兼行”，利用敌军“恃雪深而不设防”的心理精准突袭，打破了传统作战的季节限制；此前击垮处木昆部后，又“抚之，发其千骑与俱”，将降部转化为战力，体现了“以夷制夷”的高效策略。

--攻心为上的智慧：薛仁贵建议归还泥孰部被掳的妻子并加赏赐，本质是通过“利益绑定+情感认同”争取部落支持——让西域部落明确“大唐是庇护者，贺鲁是劫掠者”，这种“软实力”操作比单纯武力镇压更能实现长期稳定，最终泥孰部主动请战，印证了“民心向背决定边疆稳固”的规律。

--制度固化的长远价值：平定西突厥后，唐朝设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步真（西突厥降酋）为可汗兼都护，“押五咄陆/五弩失毕部落”，这是“羁縻政策”的典型实践——既尊重西域部落的政治传统，又将其纳入唐朝的边疆管理体系，实现了“不直接统治却有效控制”的低成本治理，为后来唐朝经营西域（如安西四镇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此次战役的意义远超“平定叛乱”：它彻底瓦解了西突厥对西域的控制，打通了唐朝与中亚的交通通道，此后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唐朝“天可汗”地位的强化，都与此直接相关。

政治博弈：武后势力崛起与“元老集团”的衰落

显庆二年的政治斗争，本质是唐高宗时期“皇权重构”的关键一步——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新势力”迎合武则天，诬陷韩瑗、来济、褚遂良“潜谋不轨”，最终导致三位元老被贬（褚遂良远谪爱州，终身不得朝觐），这一事件背后的逻辑极具代表性：

--权力斗争的核心：新旧势力的碰撞：褚遂良是唐太宗遗命的“顾命大臣”，曾参与“定立高宗”的决策，代表的是“贞观旧臣集团”；而许敬宗、李义府因支持武则天（此前武则天废王立武，褚遂良等强烈反对）获得信任，成为“后党”核心。此次诬陷本质是武则天借高宗之手清除政治障碍，为后续自身掌权铺路——褚遂良的上表自陈（提及“先朝受遗诏”“陛下抱臣颈”）虽情真意切，却未被理会，恰恰说明“旧臣的资历”已敌不过“新势力的政治需求”，唐朝的权力重心开始从“贞观元老”向“武后主导的新集团”倾斜。

--高宗的角色：勤政与妥协的交织：史料中“上自即位，每日视事”“宰相奏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许之”的细节，反映出高宗早期并非完全“懦弱”——他有勤政的自觉，但面对宰相的建议（实则可能是权力平衡的需要）选择妥协；而对“神仙说”的否定（“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更体现出他务实理性的一面。但在核心权力斗争中，他对武后势力的纵容（默许诬陷旧臣），为后来“武周代唐”埋下了伏笔。

制度与社会：改革尝试与固化隐患

这一年的制度调整与社会规范，既体现了唐朝对“治理效率”的追求，也暴露了“改革阻力”与“制度漏洞”：

--祭祀改革：理性化与中央集权的强化：礼官奏请“废纬书六天之义”“合神州祭祀为一”，本质是对传统祭祀的简化与规范化——纬书（掺杂谶纬迷信的书籍）的“六天说”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废除它、合并祭祀，既是为了减少祭祀成本，更是为了强化中央对“祭祀权”的掌控（避免地方或民间借谶纬作乱），体现了唐朝治理中“去迷信、重秩序”的理性倾向。

--选官危机：冗余与改革停滞的困境：刘祥道指出“选司取士伤滥”“每年入流过一千四百”，而当时内外官员仅一万三千余员，若按此速度三十年就会“官员饱和”，建议将入流数减至每年五百人。这一问题直指唐朝“科举+杂色入流”的选官制度弊端——随着科举规模扩大、勋官、门荫等“杂色入流”渠道失控，官员冗余已初现端倪。但最终因“大臣惮于改作”，改革不了了之，这反映出唐朝制度运行中的“路径依赖”：既得利益者（如通过杂色入流的官员、掌控选官权的贵族）不愿放弃特权，导致明明可见的制度漏洞无法修复，这种“改革畏难”的心态，也为后来唐朝“冗官问题”的加剧埋下隐患。

--宗教规范：伦理秩序的维护：“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的诏令，本质是平衡“佛教伦理”与“儒家孝道”的冲突——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僧尼出家后可能不拜父母，而儒家以“孝道”为核心伦理，二者矛盾可能冲击传统家庭秩序。朝廷以法律禁止，实则是通过行政手段维护“儒家主导的社会伦理”，避免宗教过度扩张对本土文化根基的侵蚀，这一思路也贯穿了唐朝对宗教的治理逻辑：既尊重佛教发展，又不允许其挑战世俗秩序。

结语：鼎盛表象下的历史逻辑

显庆二年的唐朝，既有苏定方平定西域、拓展疆域的“盛世气象”，也有权力斗争、制度隐患的“暗流涌动”。这一年的事件并非孤立：边疆的“羁縻治理”成为唐朝巩固疆域的核心模式，政治上的“旧臣失势”加速了武后势力的崛起，选官与宗教的规范则反映了王朝对“治理平衡”的追求。

从现代视角看，这一年的历史启示在于：一个强大的王朝，既需要“军事开拓”的硬实力，也需要“制度优化”的软实力；既需要“权力集中”的效率，也需要“改革魄力”的突破。而显庆二年的“改革停滞”与“权力倾斜”，恰恰预示了唐朝未来的走向——盛世的延续需要不断解决内部问题，一旦因“畏难”或“权力博弈”忽视隐患，再强大的帝国也会逐渐走向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