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袄里的三十年（一）（198）（1 / 2）

棉袄里的三十年（一）

村西头的老槐树下，王恒宇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又细又长。他佝偻着背，手里攥着半截干硬的馍馍，对着圈里仅剩的两只老羊絮叨：“吃吧，吃饱些。”老羊浑浊的眼珠映着空荡荡的羊圈，曾经十几只羊挤挤挨挨的热闹，如今只剩下风卷起的几根草屑和一片寂寥。他孤零零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像是岁月钉上去的一枚枯叶，随时会被下一阵风带走。村里人远远望见这景象，都摇摇头，压低声音：“王恒宇这老汉，造孽啊！”

王红旗当年是带着一场寒酸的北风、三个瘦小的拖油瓶，以及一身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踏进王恒宇这个破败院落的。最小的儿子王继业才三岁，抱着他娘瘦伶伶的腿，怯生生地露出一只眼睛，鼻涕在冷风里冻成了冰溜子。两个女孩稍大些，也冻得嘴唇发青，眼神像受惊的小兔。王恒宇搓着粗糙皴裂的大手，看着这缩成一团的四口人，只闷声说了句：“进屋吧，灶膛还热乎。”

村里不是没有闲话。那些年，王恒宇去村头小卖部打散酒，总能听见树墩子底下压低的议论。“王恒宇图啥？替别人养崽子，还一养仨！”“那王红旗命硬，克死头一个男人，这老王怕也……”王恒宇脚步顿了顿，只当没听见，捏紧了酒瓶子，那粗糙的瓶身硌着掌心。他清楚，这院子从此不再是他的，是他和红旗的，更是那三个没了爹的孩子的。

日子是熬出来的。王恒宇把原来散漫侍弄的几亩薄田，精耕细作得如同绣花。天不亮就下地，顶着星星才回来。王红旗则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喂猪、喂鸡、洗衣、做饭，油灯下永远有她缝补的身影。孩子们的衣服，全是大人穿破的改了又改，大的穿了小的穿，补丁叠着补丁。最艰难的是王继业七岁那年冬天，一场来势汹汹的肺炎几乎要了孩子的命。村里赤脚医生摇着头说凶险，让赶紧送县医院。王恒宇二话不说，翻出压在箱底、预备开春买种肥的一沓毛票，那钱浸透了他的汗水和土地的气息。他连夜顶着刀子似的寒风，用板车把裹得严严实实、烧得迷迷糊糊的继业拉到几十里外的县医院。

守在医院冰凉的走廊长椅上，王恒宇几天几夜没合眼。王红旗熬了小米粥送来，他让她回去照看两个丫头，自己守着。困极了，就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打个盹。孩子终于退烧那晚，王恒宇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才透出一点活气。他伸出布满厚茧的手，轻轻摸了摸继业滚过针眼的小手背。孩子烧得迷迷糊糊，却下意识地攥住了那根粗糙的手指，咕哝了一声模糊的“爹”。王恒宇浑身一震，脊背僵直了许久，才慢慢放松下来，那只被攥住的手，一动也不敢动。窗外寒星点点，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可王恒宇心里，却像灶膛里新添了柴，暖烘烘地烧了起来。

三个孩子像地里的庄稼，在王恒宇沉默的汗水和王红旗永不熄灭的灶火里，一天天拔节、抽穗。大女儿二女儿相继出嫁，热热闹闹的喜宴摆在王家院子里。王恒宇穿着唯一一身浆洗得发硬的“新”衣裳——其实是多年前王红旗用旧布给他改的，坐在主位，接受新人敬茶。亲戚们夸赞“老王有福气”、“闺女们孝顺”，王恒宇只是咧着嘴笑，露出被劣质旱烟熏黄的牙齿，笨拙地应承着。他看向穿着大红嫁衣的女儿，又看看身旁同样笑得合不拢嘴的王红旗，觉得这几十年的苦熬，像终于蒸熟的馍馍，透出了实在的香气。王红旗那天特意翻出了那件初来时穿的旧棉袄，在太阳底下拍打掉积年的灰尘，虽然早已补丁摞补丁，针脚粗粝，她却珍重地抱在怀里看了许久。

儿子王继业最是出息，成了王家第一个飞出山窝窝的大学生，后来在遥远的南方城市扎了根，娶妻生子。王继业婚礼是在城里办的，场面气派。王恒宇和老伴穿着儿女们硬给买的新衣服，坐在流光溢彩的酒店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司仪高喊着“新人给父母敬茶”，王继业携着新娘，恭恭敬敬地把茶杯举到王恒宇面前：“爸，您喝茶。”王恒宇的手有点抖，接过那杯热茶，觉得比当年板车上那沓救命的毛票还要滚烫。他仰起头，把茶水连同那股翻涌的热气一起灌下去，喉咙里发出响亮的吞咽声。王红旗在旁边悄悄抹了下眼角。

孩子生了，喜讯传来，王红旗坐不住了。她翻箱倒柜，拿出攒了不知多久的土鸡蛋、晒好的山菌、给孙子做的小老虎鞋小棉袄，塞满了两个巨大的编织袋。“我去！我去给继业带带娃！”她对王恒宇说，语气里是斩钉截铁的兴奋，“你守着家，看好那几只羊！”

王恒宇蹲在门槛上，闷头抽着旱烟袋，烟锅里的火光明明灭灭。他抬头望了望老伴忙碌的背影，又望了望院子里那几只正安静吃草的老羊，最终只“嗯”了一声。烟雾缭绕中，他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些。那天清晨，他帮王红旗把沉重的行李搬上村里去县城的拖拉机。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开走了，王红旗的身影在尘土里越来越小，王恒宇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像一截生了根的枯树桩，站了很久很久。

起初，电话是勤的。王红旗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带着城市背景的嘈杂：“娃胖了，会笑了！”“这边菜贵，吃不惯！”“继业媳妇爱干净，嫌我乡下人埋汰……”王恒宇握着那台老旧的按键手机，贴着耳朵，只会“嗯”、“好”、“知道了”。后来，电话渐渐稀了，间隔越来越长。再后来，王恒宇打过去，十次有八次是忙音，偶尔接通，也总是王红旗压低了声音，匆匆忙忙：“正哄孩子呢……回头说……忙着呢……”接着就是忙音。

村里人看王恒宇的眼神，从最初的同情，慢慢变成了心照不宣的怜悯。那沉默，像沉重的石头压在他肩上。终于，在一个飘着冷雨的日子，王恒宇锁上院门，揣上攒了很久的车票钱和几个冷硬的馍馍，第一次踏上了去南方的火车。他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仍是那件女儿结婚时买的，袖口已经磨得发亮，手里紧紧抱着一个褪了色的蓝布包袱。

按照地址找到儿子家，是城郊一个崭新的小区，高楼林立，光洁的瓷砖地面映着他沾满泥泞的旧布鞋。开门的是儿媳，穿着柔软的居家服，脸上是礼貌而疏离的惊讶：“爸？您怎么来了？”屋里温暖明亮，飘着奶香和饭菜的香气。

王恒宇局促地站在门口玄关，不敢往里踏一步。他看见了坐在客厅沙发上的王红旗，怀里抱着个白胖的娃娃，身上穿着一件簇新的、印着卡通图案的棉睡衣。她也看见了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眼神慌乱地闪躲着，抱着孩子的手下意识地紧了紧。

“爸，您看……家里地方小，孩子也闹腾，”儿媳的声音带着为难的笑意，“妈在这儿帮衬着，挺好。您大老远来一趟……要不，先找个地方歇歇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