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2章 一半雄才伟略，一半争议缠身～ノ）｀－ ）（2 / 2）

他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定都大都（今北京），自己则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

这波操作相当于给蒙古帝国换了个“中原版系统”，标志着这个草原帝国彻底转型为中原王朝，也为后续统一中国做好了政治铺垫。

接下来就是他人生最高光的“统一大业”：

1273年攻破襄阳，1276年占领临安，1279年在崖山海战中彻底击败南宋残余势力，结束了自唐末以来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王朝之一———

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到中亚，东到朝鲜半岛，真正实现了“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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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开国CEO”，忽必烈的治国成绩单相当亮眼，尤其是制度创新方面，堪称“古代版管理大师”。

他推行的行省制度，绝对是影响后世的“神操作”———

把全国划分为10个行省，比如陕西行省、湖广行省、云南行省等，行省长官直接对中央负责，还设立了澎湖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辖。

这套制度就像给国家安装了“中央集权操作系统”，打破了之前的地域壁垒，直到今天，我们的省级行政区划依然沿用了行省制度的核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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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民族融合和中外交流方面，忽必烈更是“开放派代言人”。

元朝本身就是多民族国家，他虽然搞了民族等级制，但也鼓励各民族通婚、文化交流，蒙古、汉、色目、契丹等民族在一个帝国里共存，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圈”。

更厉害的是他的“对外开放政策”：

当时的元朝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中心”，丝绸之路重新繁荣，“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形容的就是当时的盛况。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中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在元朝任职三年，还游历了云南、江南等地，他写的《马可·波罗游记》，让欧洲人第一次见识到东方的繁华，直接引发了欧洲的“中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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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马可·波罗，当时还有大批外国商人、传教士、工匠来到中国，泉州、广州等港口成为国际性商贸中心，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通过海路和陆路运往世界各地，而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也传入中国。

忽必烈还和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等蒙古宗藩国保持密切联系，使者往来频繁，技术交流不断———

比如从伊利汗国引进回回炮技术，大大提升了军事战斗力；

中国的印刷术、指南针也通过这些交流传到西方，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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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忽必烈的统治也存在明显的“槽点”，其中最受争议的就是“四等人制”。

虽然元朝没有明确的法令将人分为四等，但在政治、法律、科举等方面，确实存在严重的民族歧视：

第一等是蒙古人，作为“国族”享受各种特权；

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域、中亚各族）；

第三等是汉人（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等）；

第四等是南人（原南宋境内的汉族）。

法律规定，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赔偿烧埋银，不用偿命；

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处以死刑；

当官的话，中央高官几乎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汉人、南人只能做地方小官；

科举考试也对蒙古人、色目人格外宽松，汉人、南人则要面临更难的考题和更少的名额。

这套制度本质上是忽必烈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统治的权宜之计，虽然暂时巩固了政权，却也埋下了民族矛盾的种子，成为元朝后期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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