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04章 概念炼金术实践：以“人”为例（1 / 2）

我们选择“人”这个概念来进行炼金术实践。这个选择本身就具有挑战性，因为“人”是我们最熟悉也最陌生的概念。我们将通过五层炼金来重新审视“人”。

在自我追问的深渊里，打捞存在的星光

第一层：共识层解构——“人”的用户界面

·流行定义与简化叙事：

在主流语境中，“人”被简化为“一种高智能生物，拥有‘语言、理性、情感和社会’等其他生物不具备的‘独特属性’，区别于动物（拥有理性、道德、文化），是世界的主宰与中心（人类中心主义）”。“人的价值在于其创造与征服的能力（生产力、科技、文明）”。这种叙事将“人”置于“进化等级的顶端”，其价值由“对社会的贡献”“拥有的财富”“知识的‘正确’程度”等外在尺度衡量。

·情感基调：

混合着“身为人类的骄傲”与“身为人类的困惑”。

·骄傲面：对“自身理性能力、科技成就、文化瑰宝”的自豪，这是一种“我们是特殊的”的集体自恋。

·困惑面：面对“死亡、孤独、无意义”时的脆弱与迷茫；面对“自身暴行、环境破坏”时的道德羞耻与存在性焦虑。

·隐含隐喻：

·“人作为机器（理性版本）”：人是精密的生物机器，“思维是算法，情感是生化反应”，最优状态是“高效、无故障运行”。

·“人作为神性的摹本”：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一部分，拥有灵魂与自由意志”，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人作为自然的主人与征服者”：人是自然的对立面，任务是“改造、驯服、利用自然，以服务人类需求”。

·“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内在的，而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定义”。

这些隐喻共同强化了“人”的“特殊”“矛盾”与“功能性”，默认“人是一个清晰、自明的范畴，其本质是固定的、优于其他存在形式的”。

·关键产出：

我获得了“人”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混合版本——一种基于“人类例外论”和“主体性崇拜”的复合叙事。它被视为“已知的、有待优化和实现的最高级生命形式”。

第二层：历史层考古——“人”的源代码

·词源与意义转型：

1. 古典时代：“人”作为“理性的动物与政治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zoon logon e）”和“人是政治的动物（zoon politikon）”。在这里，“人”的独特性在于其“逻各斯（理性、言语）”能力，以及“城邦（政治共同体）”生活。人是“本质先于存在”的，拥有固定的目的（telos）：实现其理性与德性的潜能。

2. 中世纪：“人”作为“神的形象与原罪的载体”。

·基督教神学中，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Iago dei）”，拥有“灵魂、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但同时，人也是“堕落”的产物，背负原罪，需要救赎。此时，“人的本质由与神的关系”定义，是“神人戏剧中卑微的角色”。

3. 启蒙时代：“人”作为“权利主体与理性之光”。

·启蒙运动高扬“理性”，人被视为“天赋人权的承载者”，是“独立的、自主的个体”。康德提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奠定了现代的“尊严观念”。同时，人也被视为“自然的主人”，“科学和进步”成为新信仰。

4. 现代与后现代：“人”作为“被建构的主体与消解的中心”。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历史与社会建构”。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的非理性潜意识深渊”。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人必须成为“超人”以创造新价值。福柯更进一步，宣称“人只是一个近现代的知识发明，是特定话语（生物、经济、性）的产物，如同一海滩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5. 当代科技时代：“人”作为“可增强、可编辑、可融合的赛博格”。

·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神经科学正在重新定义“人的边界”。人可以被“基因编辑、意识上传、与机器深度融合”，“后人类”思潮挑战了“传统人的定义”，“人”成为一个“开放的设计空间”，其本质处于“不断的流变与重构中”。

·关键产出：

我看到了“人”概念的“建构与解构史”：从“本质性的理性政治动物”，到“神学意义上的罪与救赎者”，再到“启蒙理性的权利主体”，进而被现代思想“去中心化”和“历史化”，最终在科技冲击走向“流动的建构”，从“宇宙的中心”滑向“偶然的产物”。

第三层：权力层剖析——“人”的操作系统

·服务于谁：

1. 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人”的排他性定义。

·历史上，“人的定义”常常被用来“排除某些群体（如奴隶、土着、女性）”，将其视为“非人”或“次人”，从而为“剥削、殖民和压迫”提供合法性。

2. 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人”作为“劳动力与消费者”。

·现代经济体系将“人”建构为“人力资源”（可计算、可替换的生产要素）和“消费者”（欲望永无止境的购买主体）。人的价值被简化为“经济价值”，人的需求被不断“制造和操纵”。

3. 民族国家与治理术：“人”作为“人口与公民”。

·国家通过“人口统计学、公共卫生、教育系统”等“治理术”来“管理、优化和控制”作为“人口”的人。人成为“被统计、规训、保护的对象”，同时也是“效忠与纳税的主体”。

4. 父权制与性别规范：“人”的性别化塑造。

·传统上，“人”常常默认是“男人”，女性被建构为“他者”。性别规范“深刻塑造了什么是‘正常’的人”，压抑“性别的多样性和流动性”。

5. 人类中心主义：“人”作为“自然的例外与主宰”。

·这种意识形态服务于“人类对自然的无尽索取”，掩盖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它将“人置于自然之上”，合理化了“对其他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支配与破坏”。

·如何规训我们：

·内化“正常”标准：通过“教育、媒体、法律”，我们将一套关于“正常人的行为、情感、思维模式”内化为“自我要求”，偏离者会“感到压力、羞耻或恐惧”。

·自我优化与绩效压力：在“新自由主义”下，人被要求“终身学习、自我提升、管理健康与情绪”，不断追求“更高的我”。“成为更好的人”变成了“无休止的自我剥削”。

·身份与标签的控制：我们被赋予“各种身份标签（国籍、种族、性别、职业、星座）”。这些标签既是“认同”，也制造“区隔与控制”。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按照标签的剧本生活”。

·对“非人”或“不像人”的恐惧：社会利用“丧失人性（如变成机器、动物、怪物）”的深层恐惧，来“规训行为”。被指责为“不人道”或“非理性”是强大的社会控制手段。

·寻找抵抗：

·实践“存在的特异性”：关注“生命体验中无法被标签、数据或功能定义的部分”，如“无目的的沉思、无用的美感、无法言说的共鸣、无意义的快乐”。

·拥抱“非人的视角”：有意识地“学习从动物、植物、生态系统甚至矿物的角度思考”，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培养“生态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