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章 支线：我和“游隼”（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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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如今我坐在欧利蒂斯庄园的书房里，窗外是伦敦十一月的阴冷天色，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却怎么也驱不散骨子里的那股寒意。
桌上摊着金雀花赌坊事件后的重建清单，墨迹未干，数字密密麻麻，像一群蚂蚁爬过纸面。
我盯着那些数字看了很久，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不是因为累。
是因为我想起了一个人，或者说，想起了两个人。
赛缪尔。
格温娜维尔。
我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天花板上的雕花在烛光中投下复杂的阴影，像一张蛛网。
而我被困在网中央，动弹不得。
那都是五年前的事了。
……
我第一次见到格温娜维尔，是在芝加哥一个下着雨的夜晚。
说是“见到”不太准确。
准确地说，是我正被三个混混堵在一条暗巷里，而她从巷口路过，停下脚步，看了两秒，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
“你们三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孩子？”
她的声音不大，带着一种慵懒的嘲讽，像是在看一出无聊的戏。
那三个混混转过头去，我也趁机看清了她的样子——
金棕色的卷发被雨打湿了，贴在脸颊上，深褐色的狐狸眼在昏暗的路灯下闪着锐利的光。
她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大衣，手里撑着一把伞，看起来像是刚从某个体面地方出来，又像是随时准备冲进什么不体面的地方。
混混们笑了。
领头的那个——一个满脸横肉的大块头——朝她走了两步：“小姐，这不管你的事。滚远点。”
她没滚。
她甚至没动。
“我数三下，”她说，声音依然不大，却带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平静，“你们不走，我就报警。芝加哥的警察最近很闲，你们应该知道。”
“你——”
“一。”
领头的那人愣了一下。
“二。”
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巷子里的我，似乎在权衡什么。
“三。”
“走！”他啐了一口，带着另外两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雨还在下。
她撑着伞走过来，低头看着我。
我靠在墙上，浑身湿透，膝盖磨破了皮，右手的指节上沾着血——
当然，不是我的，是刚才那个被我揍了一拳的混混的。
她打量了我一会儿，那双狐狸眼里带着一种审视的锐利，像是在看一件不太确定的商品。
“你多大？”她问。
“十七。”我说。
“十七？”她挑了挑眉，“从哪儿来的？”
“英国。”
“英国。”她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一个十七岁的英国小孩，跑到芝加哥这种地方，在雨夜里被三个混混堵在巷子里。”她顿了顿，“你是来送死的，还是来找死的？”
我没有回答。
她又看了我一眼，然后做了一个我没想到的举动——她把伞递给我。
“拿着。”
我愣了一下，接过伞。
她转过身，朝巷口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我。
“跟上。你这样子，今晚不知道死在哪条沟里。”
我应该拒绝的。
十七岁的奥菲·德罗斯虽然落魄，但骨子里还残留着那种莫名其妙的自尊。
我应该把伞还给她，说一句“不用”，然后转身走进雨里，继续我这场荒唐的、毫无目的的旅行。
但我的腿不听使唤。
我跟上去了。
……
她叫格温娜维尔。
这是她在我跟着她走了三条街之后告诉我的。
我们穿过雨夜中泥泞的街道，经过一家还在营业的酒馆，几个醉汉在门口骂骂咧咧，她连看都没看一眼。
最后她在一栋灰色的公寓楼前停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
“三楼。”她说，先进去了。
我跟在她后面，爬了三级楼梯，走廊里弥漫着煤油灯和旧地毯的味道。
她打开一扇门，侧身让我进去。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齐。
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塞满了书和文件。
墙角的衣架上挂着几件体面的外套，旁边是一个小型的电报机，桌上摆着几个文件夹和一盏台灯。窗台上有一盆快要枯死的植物。
“坐。”她指了指椅子，自己走到另一侧坐下，开始拧干头发上的水。
我坐下来，打量着这个房间。
电报机，文件夹，书架上那些关于法律、商业和……
心理学的书。
一个年轻的独居女人，做夜班接线员的工作，房间里却摆着这些东西。
“你看够了没有？”她突然开口，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我收回目光，看向她。
“谢谢。”我说。
她挑了挑眉，似乎没想到我会说这两个字。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的衣服上停了一下——那是在伦敦定制的，虽然此刻湿透了，但料子和剪裁都骗不了人。
“有钱人家的孩子？”她问。
“曾经是。”我说。
“曾经。”她重复了一遍，嘴角勾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弧度，“怎么，家道中落了？还是离家出走了？”
“都不是。”我说，“家被烧了。人死了。就剩我一个。”
我说得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但她的眼睛——那双深褐色的狐狸眼——在那一瞬间锐利了一下，像是捕捉到了什么。
她没有追问，只是站起身，走到柜子前，拿出一条干毛巾扔给我。
“擦擦。你这样明天就得病。”
我接过毛巾，擦着头发和脸。
她走到窗边，把窗帘拉上，又点了一盏灯。
房间里亮了一些，暖黄色的光晕落在她脸上，我才真正看清了她的样子——金棕色的卷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侧，皮肤白皙，五官精致，但那种精致被她眉宇间的锋利冲淡了，像一把没有入鞘的刀。
“你叫什么？”她问。
“奥菲·德罗斯。”
“奥菲。”她念了一遍，像是在品尝这个词的味道，“你来芝加哥做什么？”
“找素材。”我说，“我是写小说的。”
她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怀疑，有审视，还有一丝兴趣？
“哦……十七岁的小说家。”她说，“英国来的，家被烧了，人死了，就剩你一个，然后你跑到芝加哥来‘找素材’。”
她靠在桌边，双臂交叉在胸前，那双狐狸眼直直地盯着我。
“你这个人，有意思。”
我不知道她说的“有意思”是什么意思。
但那天晚上，她让我睡在她的沙发上，给了我一床毯子和一个枕头。
我躺在沙发上，听着窗外越来越大的雨声，闻着旧地毯和煤油灯的味道，第一次觉得，也许这场旅行还不算太糟糕。
……
第二天，我见到了赛缪尔。
他比格温娜维尔小三岁，但看起来比她高出一个头。
金棕色的卷发，深褐色的狐狸眼，和他姐姐如出一辙——只是他的眼睛更锐利一些，像是一只正在观察猎物的猛禽。
他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纸袋，看见我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
“姐，这是谁？”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谨慎的克制。
“捡来的。”格温娜维尔从厨房探出头，“英国人，写小说的，昨晚被堵在巷子里。”
赛缪尔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很复杂。
他把纸袋放在桌上，走到我面前，伸出手。
“赛缪尔。”
“奥菲·德罗斯。”我握住他的手。
他的手很有力，指节粗粝，掌心有茧。
我注意到他的站姿——脊背挺直，双肩平展，重心微微前倾，像是一只随时准备扑出去的猎鹰。
那种姿态，不是普通人能有的。
“你当过兵？”我问。
他的眼睛闪了一下，那个瞬间，他的警惕几乎要溢出来。
但很快，他就收回了那种情绪，点了点头。
“海军陆战队。退役了。”
“医疗退役。”格温娜维尔从厨房里补了一句，语气淡淡的，但我听出了那层淡淡语气下的某种情绪。
赛缪尔没有说话，只是松开我的手，转身去帮姐姐准备早餐。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姐弟俩在狭小的厨房里忙碌的背影。
格温娜维尔在煎蛋，赛缪尔在切面包，两人偶尔说几句话，声音很低，听不清内容，但那种默契让我想起了一些很久远的事。
很久以前，也有人这样和我一起在厨房里帮大人们忙碌过。
那是爱丽丝。
我闭上眼睛，把那些记忆压回心底。
……
那顿早餐，是我到芝加哥之后吃得最踏实的一顿。
煎蛋，黑面包，还有一杯加了太多糖的咖啡。
格温娜维尔的手艺算不上好，但那种热乎乎的东西填进胃里的感觉，让我暂时忘记了这个城市的冷酷和陌生。
吃饭的时候，赛缪尔话很少。
他坐在对面，安静地吃着面包，偶尔抬眼看我一下，又很快移开。
他吃东西的动作很快，很利落，像是从军队里带出来的习惯。
格温娜维尔倒是说个不停。
她问我写什么小说，我说悬疑，她就笑了，说芝加哥这地方到处都是悬疑，你随便在街上走一圈就能捡一箩筐。
“比如昨晚？”我说。
“比如昨晚。”她点头，“你以为那三个人是随机找上你的？”
我愣了一下。
她看着我，那双狐狸眼里闪着一种锐利的光。
“你住的那家旅馆，老板是个赌棍，欠了一屁股债。他会把看起来有钱的客人信息卖给当地的混混，让他们去抢。”她顿了顿，“你穿的那件大衣，虽然是湿的，但料子骗不了人。你昨晚走出旅馆的时候，就被人盯上了。”
我放下叉子，看着她。
“你怎么知道这些？”
她耸了耸肩，那个动作里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傲慢。
“我什么都知道。”
赛缪尔在旁边轻轻咳了一声。
格温娜维尔看了他一眼，改口道：“好吧，也不是什么都知道了。但在这个城市里，想知道什么，总有办法。”
我看着这对姐弟，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成型。
一个当过兵、身手不凡的弟弟。
一个消息灵通、什么都“有办法”知道的姐姐。
“你们，”我斟酌了一下措辞，“有没有想过离开芝加哥？”
两人同时看向我。
……
后来的事，说起来其实很简单。
我花了三天时间，把格温娜维尔查了个底朝天——
或者说，我试图查她。
结果发现，这个二十五岁的女人，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她的公开身份是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夜班女接线员。
这个身份没什么特别的，芝加哥有几百个这样的姑娘，每天夜里戴着耳机，把那些嘀嘀嗒嗒的电报信号翻译成文字，再转递给该收的人。
但她不止做这个。
她的半公开身份，是芝加哥社交圈的“消息灵通女士”。
商人们来找她打听对手的底价，政客们来找她了解对手的把柄，记者们来找她买那些上不了报纸的猛料。
她像一只蜘蛛，坐在自己织的网中央，轻轻动一根丝，就能让整张网颤动。
她的隐藏身份，我花了更长时间才弄明白——她是情报中间人，专门截获和破译电报。
在芝加哥火灾后的重建期，她利用自己在电报公司的工作便利，建立了一张巨大的人脉网。
她帮过很多人——被黑帮追杀的商人，被丈夫抛弃的女人，被冤枉的工人。
那些人欠她人情，而那些人情，在关键时刻，比钱更值钱。
她今年二十五岁。
父母早逝，一个人带着弟弟，靠着自己的能力和脑子，在这个属于男人的世界里，杀出了一条血路。
我承认，那一刻，我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某种敬意。
而赛缪尔，他和他姐姐的风格完全不同。
二十二岁，刚从军队退役回来，身体还没完全从疟疾中恢复，走路的时候偶尔会喘，但那双眼睛——那双深褐色的狐狸眼——从来没有失去过锐利。
他话很少，对不熟的人总是保持着一种谨慎的距离。
他看我时的眼神，像是在判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敌人，是朋友，还是无关紧要的路人。
但后来我发现，当他确认你不是敌人之后，他会慢慢放松下来。
他会多说几句话，偶尔还会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那笑容很轻，很淡，像是一道从云层缝隙里漏出来的阳光。
他们姐弟俩，一个像烈火，一个像寒冰。
一个用尖刻和锋利保护自己，一个用沉默和谨慎审视世界。
但他们的底色是一样的——都是在黑暗中独自走了很久的人。
那天晚上，格温娜维尔带着赛缪尔来到我住的旅馆。
我打开门的时候，看见姐弟俩站在走廊里，一个抱着一个牛皮纸袋，一个提着一个行李箱。
“你说了，”格温娜维尔看着我，那双狐狸眼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认真，“能给他找到工作。”
“是。”我说。
“那我们跟你走。”
就这么简单。
没有合同，没有协议，没有誓言。
只有一个姐姐对弟弟的承诺，和一个弟弟对姐姐的信任。
我后来常常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走进那条巷子，如果她没有停下脚步，如果我拒绝了她的伞——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但历史没有如果。
……
我们回到伦敦的时候，是初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