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的写作艺术（2 / 2）

一是引起读者的共鸣。本来，作者通过文章表达思想，就是要和读者产生交流共鸣，但这个共鸣效果往往不够强，正像独唱演员要借助乐器伴奏一样，作者常常要再找一点东西来加强共鸣。原来，在人们积累知识的过程中（主要是读书），头脑里已经形成许多知识和感情的单元，这些过去的单元和我们现在的事物、情感往往是相似的（相似学上叫“相似块”）。正如望梅而止渴，见冰雪而身寒，我们一见到这些典型，就会自然调动起头脑里的相似储存，产生相似的情感。赵壹在《刺世疾邪赋》里讽刺那些佞诌之徒而用了“舐痔结驷”这样一个取于《庄子》里的典故。为了阿谀奉承便去给人舔痔疮，我们只看到这里，便不由会生起一股恶心。而苏轼《赤壁赋》说到在江面上畅游之乐时，也是用了《庄子》里的一个典：“冯虚御风”，我们立时就感到通体清凉，如轻轻飘举于水上。典用得好正如响鼓轻捶，不费多少力却立见奇效。

二是可使文字简洁。既然以往的古籍中已有现成的东西，我们又何必再从头说起呢？这很像数学计算时使用现代的公式，又像组装电器时使用集成电路，像盖房时使用预制件，一面墙、一方顶地整体拼装。就如上面举例的两个典，各用了四个字便会使读者产生许多的联想和情感。这样引文自然简洁了许多。

三是增加文章的历史厚度。文学艺术的继承性是很强的，文学创作也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达到新的高度。典的使用是对前人知识的综合利用。古人特别注重这方面的训练，甚至规定了什么时候用什么典，这当然有点过死，但一篇文章如果能借助以往的成例，就会将读者的视野引向历史的来路，自然大大加强了它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毛主席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中就用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典故。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又引了向秀怀嵇康的典故。这里就有了历史的借鉴与启迪，文章深度大大加强。当然这也牵涉到作者的知识修养，就是王蒙同志提出的作家学者化问题。应纠正一个偏见，好像用典故只是古人的专利，试看一部《毛选》甚至马恩文集里有多少典故。

体裁——悄悄地改革与进化

说到对赋的印象，我们首先想到骈四俪六的句式，和工整的对仗。殊不知在这些森严的格式内仍然在悄悄地进行着改革，虽然这种改革进行得很慢，但是由汉至清，积千年的跬步，它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资参考的轨迹。

赋在形式上的发展道路是它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表现形式，继而又使这个形式绝对化而成了限制自己的桎梏，最后又突破了这个形式，走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汉初的古赋，是在先秦文章的基础上，吸取了《诗经》《楚辞》音韵方面的特点而创制的。和散文相比，它有了一个更特殊的形式美。汉代文学的两大成就，一是司马迁的文章，二是汉赋。使用生物学的术语来理解，太史公是在先秦散文的基础上发展散文，使之更完善、更纯正，是一种“提纯复壮”的发展。赋是借他山之石，将诗歌的某些特点引入，是一种“发挥杂交优势”的发展。可以说赋一开始，就注意吸收各家之长。它铺排的表现手法，就是吸收了战国纵横家的说辞方式。

自从句式、音律等形式的围墙立起之后，赋的精灵，便在里面东冲西突。它先是尝试使这个形式更完善，这就是发展到六朝时的徘赋，骈俪，排比，押韵，直到中唐以后的科举试体赋。单就形式而言，我们无权否认它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美。如果能以这样严格、这样完美的形式写出能充分表达自己思想的文章当然更好，事实上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内实而外华的好文（如江淹的《别赋》等）。但是，这个标准实在太难了，不免常常因格律而害意。物极必反，在形式上它既已登峰造极，于是要求打破旧形式而寻求新形式。这时赋又反过来向文求救，这就是唐宋后文赋的出现。赋又趋向散文化，押韵自由，句式长短错落，清新流畅，而且用典也相对减少。

韩愈是很推崇司马迁的，韩柳古文运动是司马迁“纯正”散文的再次“提纯复壮”。伴随这个运动的另一成就，就是赋的第二次“杂交选择”，不过这一次所借的他山之石不是《楚辞》和屈原，而是古文和司马迁了。这就出现了以《秋声赋》《赤壁赋》为代表的、至今还熠熠放光的作品。《秋声赋》中“其色……；其容……；其气……；共为声……”那样的排句，《赤壁赋》中“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那样的对偶都极精美，但作者并没有让它连篇累牍，而又常常间以散句，从表达内容上来说这样自由多了，从形式上说，只有散文才更能衬托出整齐的美。

从汉初的大赋，到唐宋的文赋，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虽然保留了自己的基本形式，但是它“对外开放”，向诗经、楚辞、古文借鉴，“积极引进”，终于自身取得了不小的进化。曾经格律极严的赋都能借诗借文不断地进行自身改革，我们今天自由的散文有何不可以向更广阔的艺术领域借兵，大刀阔斧地改革呢！

白话散文的历史当然不能和悠久的赋相比，但文学规律是相同的。赋是从寻求某种形式出现的，白话散文是打破某种形式后出现的。白话之脱出于文言，很像唐宋文赋脱出于六朝徘赋。它刚刚形成之初实有一个发挥“杂交优势”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好作品和一些大家，如鲁迅、朱自清等。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它发展到六十年代初便又有逐渐为自己套上一种框子的趋势，如公式化了的杨朔式散文。当前散文面临的问题是在语言上怎样克服平淡而增加魅力，在内容上克服浅近而增加厚度，在形式上打破僵化而更自然和新颖。针对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再重温一下赋的生成和发展。虽然铺排、用典和重格律，常被看成赋体的缺点，而许多赋在这方面也确实走得太远。但这里也正隐藏着它的合理部分，今天我们继承这份遗产，切不可像列宁说的那样，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

《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