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爱(1 / 2)
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谈到周有六个“大有”,其中第一个就是“大爱”。爱这个词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是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殊不知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党都是从同情被压迫者出发,热爱他们,因而产生革命的动机和动力,最后获得他们的拥护而得势、得天下的。而除邪教外的一切宗教也都是以爱心来团结民众的。基督讲上帝之爱,无分彼此;佛教讲普渡众生,甚至爱一虫一草;儒家讲“仁、义、礼、智、信”,第一个就是“仁”。仁即是爱,强调“二人”,处世要为别人着想,不能自私。爱是人类的本性,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磁场。人人需要爱,也需要贡献出自己的爱,才能沟通交流,才能生活生存。爱,先从最近处的身边做起,进而普爱天下。有情爱而成婚姻,有血缘之爱而成家庭,有团体之爱而成宗教、党派,有一族一国之爱而成社会,有人类之爱而普世同归。古人设想过大同世界,马恩设想过共产主义,都是平等、博爱。爱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也是政治家团结民众、改造社会、创造世界的大旗。
爱是一粒善良的种子,佛教称之为“善根”,依其背景和条件的不同可以结出不同的果。现在常有企业招收员工时,先考查其人对父母孝不孝。理由是对家人都不爱何能对团体和工作尽职。这是看其根观其成,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是先对家人尽其爱心,然后又将这份爱扩张到社会。岳飞是孝子,也是民族英雄。明末抗清英雄夏完淳有一篇著名的《狱中上母书》,讲自己别母而去,不孝之罪;但为国而死,死得其所。辛亥革命义士林觉民很爱他的妻子,他在《与妻书》里说:“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这就是孟子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周恩来是有“善根”的,从小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就给了他善良的本性。周家的《家训》讲:“谦退和平、安分守己”;“以忍为第一要诀,以和为第一喜气。”到投身革命后周的这种爱心便扩充为对人民、对同志、对事业的爱,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的大爱。
周恩来式的爱,有三种表现:
一是仁爱待人,即从人性出发的随时随处的爱。他对所遇之人,只要不是战场上的敌我相见,都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慈悲,给予真诚地帮助。因此政治、外交、统战、党的生活在他那里都有了浓浓的人情味。周的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在与敌对方谈判,与国民党谈,与美国谈,后来与苏联谈,这是一件很烦心的事,周说把人都谈老了,但他始终真诚待人。1949年国共胜负大局已定,国民党只是为争取时间才派张治中率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后连谈判代表都自愿留而不归了。但张治中说,别人可以不回,我作为团长应该回去复命。本来一场政治故事到此已经结束,周恩来也已完成使命,而且可以坐享胜利者的骄傲。但一场人性的故事才又刚刚开始,周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为蒋所扣),现在再不能对不起另一位姓张的朋友。”他亲到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劝他认清蒋的为人,绝不可天真,并约好第二天到机场去接一个人。翌日,在西苑机场张怎么也不敢相信,走下飞机的竟是他的夫人。原来,周早已通过地下党把和谈代表们在国统区的家属安全转移,谈判一有结果就立即接到了北平。
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周常处于两难境地,但他尽量对被伤害者施以援手或保护。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中央曾有意让他重回党内,但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及王明、康生从中作梗,毛和陈又都个性很强互不让步,周就尽力斡旋,并登门慰问。陈说:“恩来昨日来蓉,……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1962年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案被整得不知所措,周上门安慰,又派人把习的妻子接回,叮嘱她日夜看顾勿生意外。文革中张闻天被发配广东肇庆,1972年周多方周旋促成恢复了张的组织生活,后又安排他到无锡养病。钱三强是我国研制原子弹的头号科学家,曾在欧洲居里实验室工作。他忠心报国,精于业务,但是对极左政治常有微词,不被领导喜欢,57年险些被打成右派,总理保他过了关。“文革”初又要整他,总理赶忙安排他参加下乡工作队。这就是为什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重要时刻,钱却不在现场。
二是善解人意,无论公私尽量为对方考虑。我一乐团要赴日访问,擅改日程、自定曲目,周批示:“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的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文革”中一些小国、穷国的共产党领导常来北京。一次一位友人在友谊商店看中一件牛仔裤,但无钱买,事后周即着人买了送去。他告诉工作人员,会议的中间要安排休息,房间里有水果,要给客人留出享用的时间。他对别人的关怀,几乎是一种本能。朝鲜战争乔冠华是中方的谈判代表,他是只带了一件衬衫去前线的,没想到一谈就是两年。1952年,周就派乔的妻子龚澎去参加赴朝慰问团,顺便探亲。1958年,周从报上看到广东新会县一农民育种家育出一高产稻,便到当地视察。满是泥水的田头只有一把小椅和一个小凳,周一到就把小椅推给农民专家,说:“你长年蹲地头辛苦了,坐这个。”至今那张总理与农民在田头泥水中的照片还悬挂在新会纪念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