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爱（2 / 2）

周的“六无”中有一无是“生而无后”。这是周恩来和邓颕超永远的痛。但是，痛吾痛以及人之痛，周更以一颗慈爱的心帮助着每一个可怜的人。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婚后无子，周就安排她到北京来看病，终于得子。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献出六位亲人，特别是长子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二子岸青夫妇又长期无子。周就交给军方医院一个任务，一定要给他们治好病。毛泽东终于有了孙子，周十分高兴。毛却无所谓地说：“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到他辞世也没有见这七岁的小孙子一面。周就是这样按照他的爱心，他的逻辑，平平静静地办他认为该办的事。

人情这个饱含爱心的词，“文革”以前是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的，而“人性化”是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残酷斗争之后，痛定思痛，才重新回归到我们的报纸上、文件中。周恩来却一直在默默地践行着，我行我素。该不该有人性？这实际上是到底该怎样做人，《三国演义》里曹操讲：“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曹只要功业，不要人情，所以后来追随他的陈宫心寒而去。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上有两种人：有的人像一个刺猬，总是觉得别人欠他什么，争斗，忌妒，抱怨，反社会，永不满意；有的人像一个手持净瓶的观音，总是急人之急，想着为别人做点什么，静静地遍洒雨露，普度众生。周是第二种人的典型，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哲学的仁和世界宗教的爱，无关政治，无关党派，是一种核心价值、普世情怀。

三是大爱为民，把这种基于人性的爱扩大到对人民的爱，而成为一种政治模式。政治家的爱毕竟不同于宗教家、慈善家的爱，他不是施舍而是施政，是从人性出发的政治，是基于仁心去为大多数的人谋福利。中国古代政治中一直有民本、仁政的思想。孟子讲：“政在得民”；范仲淹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郑板桥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虽然历史上所有的进步力量都是打着为人民的旗帜，但将这个道理说得最透彻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宣言》讲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解放自己。中国共产党更把其宗旨概括为一句话：“为人民报务。”但是在众多的革命家中把对人民之爱落实得最彻底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建国后在任最长的总理，是国家的的总管，第一要考虑的是民生。“民生”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共产党好像也忌讳它，长期将其打入资产阶级的词库。“民生”的重新回归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文件，从辛亥革命算起已久违了近一个世纪。但出于对人民的爱周恩来却无一日不在关注民生。1946年他说：“人民的世纪到了，我们应该像牛一样地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解放后他常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文革”中毛泽东语录、像章泛滥，他胸前始终只佩戴一细条的“为人民服务”徽章。1972到1973年间，甘肃定西连续二十二个月无雨，百万人缺粮，数十万人缺水。又值“文革”大乱，病**的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伤心地落泪。他说：“解放几十年了，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百姓。”刚做过手术，他用颤抖的手连批了九个不够、又画了三个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邢台地震，大地还没有停止颤抖，周就出现在灾区。一位失去儿子的老人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周握着他的手说：“我就是您的儿子。”他向聚拢来的群众讲话，却发现自己是站在背风一面群众在迎风一面，他就立即换了过来。“文革”前北京常有大型群众集会，一次散会时赶上下雨，他就让市长在广播里提醒各单位回去后熬一点姜汤给大家驱寒。他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墙外正好是14路公共汽车站，上下车很吵闹，有人建议把汽车站挪开。周说，我们办事要从人民方便着想，不同意挪。直到现在，14路汽车站还设在那里。他的这些举动纯出于爱心，毫无后来常见的政界领导人的作秀。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江青住庐山宾馆，嫌山涧流水的响声扰了她的睡觉，就下令将涧底全部铺一层草席。住广州，嫌珠江上汽笛声扰眠，就下令夜船停航。做人做官，如此大的差距。

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是以人民的名义干事业，仍可细分出几种类型，有的把这事业连同人民做了自己功业的道具，虽功成而劳民伤财；有的把自身全部溶化渗透到为人民的事业中，功成而身退名隐；而有的干脆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这要追溯到是否真的有仁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