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 东四胡同 东升大厦（1 / 2）
2000年8月29日，周二，清晨六点半。
东四胡同的星海办公室里，晨光从西窗斜射进来，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柱。空气中弥漫着旧纸箱、打包胶带和时光特有的味道——那是即将离别的气息。
我站在办公室中央，看着这个已经搬得七七八八的空间。
墙上的照片已经取下，露出原本被遮挡的、略显斑驳的墙面。书架空了，那些陪伴我多年的书籍和资料已经被分类装箱，箱子上用黑色马克笔写着“技术资料·王工”“法律档案·赵振”“财务凭证·张颖”。会议桌还在，但椅子已经堆叠在墙角。墙角那台老旧的IBM服务器还在嗡嗡作响，但明天它也将被搬到东升大厦的新机房。
这里，从红星生产社搬到这里，就是我大部分时间待的地方。
七年前，1993年夏天，我九岁，在老家阳台确认重生；六年前，1994年春天，我十岁，第一次坐飞机赴京，怀里揣着手稿。
四年前，星海文化正式注册，高军、赵振、王工陆续加入。这张会议桌就是那时买的二手货，桌腿上还有前任主人留下的刻痕。
两年前，我们在这里熬夜讨论“星链计划”，白板上画满了连接北京、香港、台北、纽约的箭头。
半年前，纳斯达克崩盘的那个深夜，我独自坐在这里，看着期权账户上从负三百万到正两千万的数字跳动，没有欢呼，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一个月前，我们在这里规划“游戏养芯片”的战略地图，墙上贴满了打印出来的资料和数据。
现在，这一切都要搬走了。
“田总，这一箱是您的私人物品。”张小军抱着一个纸箱走过来，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他从昨天开始就跟着搬家公司的工人一起打包，穿着简单的T恤和工装裤，干活很卖力。
我接过箱子。不重，里面装的是我这些年随手记的笔记本、几本常看的书、一个旧茶杯、还有墙上那幅“根深叶茂”的书法——那是聂震宁老师昨晚送的，我还没来得及挂。
打开最上面的笔记本，随手翻开一页。
日期是1997年3月15日。上面是我稚嫩的笔迹：
“今天见了陈健添，谈红星转型。他说音乐产业正在变，我说不变的是好歌。他笑了，说‘你小子懂’。我也不知道自己懂不懂，但我想试试。”
再翻一页，1998年7月1日：
“香港回归一周年。给香港电台写的《桥》今天首播。李宗盛老师说‘有格局’。格局是什么？是看得远一点吧。”
1999年5月8日：
“十五岁生日。北京下小雨。看到大使馆事件的新闻，一夜没睡。有些事，知道了就要做。芯片，一定要做。”
2000年3月15日：
“纳斯达克5132点。期权账户浮亏300万。高军问我怕不怕，我说怕，但不能退。退一步，就什么都没了。”
2000年7月21日：
“高考成绩697分。清华张老师上门。选择计算机系。父亲说‘好好学’。我知道，这是新开始。”
一页页翻过，像是把过去七年的路重新走了一遍。
那些焦虑的深夜，兴奋的黎明，艰难的决定，微小的胜利……都凝固在这些或潦草或工整的字迹里。
“浩彣，”张小军轻声问，“这些笔记本都带着吗？”
“都带着。”我把笔记本放回箱子，“这些都是路标，提醒我从哪里来。”
“那我封箱了？”
“嗯。”
张小军熟练地封好纸箱，用马克笔在侧面写上“田总·私人笔记”，然后搬到门口已经堆成小山的箱子堆里。
院子里传来搬家公司工人的吆喝声和推车的轮子声。
我走出办公室，来到院子里。
老槐树下，高军和刘静正在指挥工人搬运服务器。王工蹲在机箱旁，仔细地检查每一根线缆的连接。“这台服务器跟了咱们三年，”王工抬头对我说，“硬盘里存着‘好听音乐网’最早的用户数据。”
“小心点搬，”我说，“到新机房后，数据要做三重备份。”
“明白。”
李薇和张颖在厢房里清点最后一批文件。赵振拿着清单，一项项核对。每个人都很忙，但秩序井然。
小雨从胡同口跑进来，手里拎着几袋早餐：“大家先吃点东西！豆浆油条包子！”
她一个个分发，轮到我的时候，递过来一杯温热的豆浆和两个肉包子：“田总，您也吃点。今天要忙一整天呢。”
“谢谢。”我接过早餐，靠在老槐树干上，慢慢吃着。
晨光越来越亮，院子里的人影被拉得长长的。工人推着满载的推车进进出出，车轮在青石板上发出辘辘的声响。墙外胡同里，早起的老街坊好奇地张望，有人大声问：“小田，要搬啦？”
“是啊，刘奶奶，搬去中关村。”
“那敢情好！大公司了！以后常回来看看！”
“一定。”
简单的对话，却让我心里泛起涟漪。
东四胡同，不仅是一个办公地点，更像是一个见证者。它见证了星海从无到有，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想法到一个生态。
吃过早饭，搬家继续。
上午九点，大部分设备和文件已经搬上车。办公室空了，只剩下那张会议桌和几把椅子。
“桌子也要搬吗？”工人问。
高军看了看我。
我想了想：“搬。这张桌子跟了我们四年，很多重要决定都是在它上面做出的。搬到新办公室，放在会议室里。”
“好嘞！”
四个工人小心地抬起会议桌。桌面有些划痕，桌腿的漆也掉了些，但它依然结实。当桌子被抬出办公室的瞬间，我忽然想起1996年夏天，我和高军、赵振就是坐在这张桌子旁，签下了星海文化的第一份正式合同。
那时我们用的是最便宜的圆珠笔，合同纸是街边打印店买的。
而现在，我们要搬到东升大厦，用专门的会议室，签百万千万级的协议。
时间啊，真的改变了太多。
上午十点半，最后一车物品装车完毕。
院子里空了。
老槐树还在，枝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晃。树下的石凳还在，上面落了几片早凋的叶子。墙角那丛母亲去年种下的月季还在，开着几朵淡粉色的花。
但人声、键盘声、讨论声，都将从这里消失。
我们一行人站在院子里，最后看了一圈。
“拍张照吧。”李薇提议。
“好。”
我们以老槐树为背景，站成一排。我站在中间，左边是高军、王工、赵振，右边是刘静、李薇、张颖、小雨，张小军站在最边上。
“茄子！”
相机闪光灯亮起。
这一刻被定格。
“走吧。”我说。
我们走出院子，轻轻关上那扇熟悉的黑色木门。
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是告别。
胡同口停着三辆搬家公司的货车，还有几辆员工的私车。我们将分头前往东升大厦——新总部在那里等着我们。
上车前，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胡同深深，青砖灰瓦，一切如旧。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
车子启动，驶离胡同。
张小军坐在我旁边，看着窗外飞掠的街景，小声说：“浩彣，我有点舍不得。”
“舍不得什么？”
“不知道……就是觉得，那个小楼挺好的。”张小军想了想，“虽然小，但暖和。新大厦肯定气派，但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家的感觉。”
这话说到了我心里。
东四胡同的办公室，确实有家的感觉——拥挤、杂乱，但有温度。而东升大厦，将是现代化的、规范的、高效的，但可能也会更冷一些。
“家的感觉，不是房子给的，”我说，“是人给的。只要我们这些人还在一起，到哪里都是家。”
张小军用力点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