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艾琳的日记（上）（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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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敦到圣彼得堡的旅程，即使在最好的季节也称不上舒适。而在一月份，横跨欧洲大陆的漫漫寒夜将旅途变成了一场对耐力的考验。

我们搭乘火车抵达巴黎，换乘东方快车经柏林、华沙一路东行，在第三天傍晚终于望见了俄国边境的灯火。积雪开始出现在铁轨两侧，起初只是零零星星的灰白斑块，随着列车不断向东推进，渐渐连成一片无边无际的白色荒原。车窗上结了一层薄冰，透过模糊的玻璃望出去，远处的地平线在暮色中呈现出一种奇异的蓝灰色，那是西伯利亚寒流与欧洲暖湿空气交锋留下的痕迹。

福尔摩斯在这段旅途中几乎没有合眼。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上。

迈克罗夫特在出发前塞进他行李中的一大摞文件，内容涉及俄国官场的派系分布、西伯利亚大铁路各施工段的承包商名单，以及近三个月来圣彼得堡上流社交圈中值得注意的人事变动。

他读得极快，翻页的速度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看清了每一个字。但偶尔，他会突然停下来，用铅笔在某一行上画一道细细的记号，或是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下几个字。我从不过问他在记什么，经验告诉我，当福尔摩斯认为信息已经齐备时，他会主动告诉我一切。在那之前，任何询问都只会换来一句轻描淡写的搪塞。

火车在第四天清晨抵达圣彼得堡的尼古拉耶夫斯基车站。站台上寒风刺骨，气温比伦敦低了至少二十度。呼出的白气在面前凝成一小团雾，睫毛上很快就挂了一层薄霜。福尔摩斯站在月台上，将披风裹得更紧了一些，灰色的眼睛迅速扫过整个站台。

“接应我们的人没有来。”他说，眉心那道浅浅的竖纹出现了。

“也许只是迟到了。”我说。

“也许。”他回答，但那语调表明他并不相信。

我们在站台上等候了半个小时。列车吐出的蒸汽渐渐散去，旅客们各自散去，搬运工推着行李车来回穿梭，而那个应当举着约定的暗号——一份叠成特定形状的《泰晤士报》——的人始终没有出现。

“不必再等了。”福尔摩斯终于说，弯腰拎起旅行箱，“我们先去艾琳·诺顿的住所。”

艾琳的公寓位于涅瓦大街尽头一栋五层砖楼的顶层。那是一条体面的街道，两旁排列着奶油色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阳台的铁艺栏杆上积着昨夜的新雪。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一辆马拉雪橇驶过，铃铛在冷空气中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们按照迈克罗夫特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门牌号，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房东，穿着深色的羊毛长裙，头发用一条灰色的头巾紧紧裹住。她的眼神警惕而充满戒备，但在福尔摩斯用流利的俄语说明来意——他自称是诺顿夫人在英国的法律事务代理人，前来处理一些紧急的文件——之后，她的表情稍稍松弛了一些。

“诺顿夫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她用生硬的英语回答，目光在我们两人之间来回扫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没有留话，没有留地址。房租已经付到了月底，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这实在不像她的为人。”

福尔摩斯从怀中取出一张折叠的纸币递过去——我没有看清面额，但从女房东瞳孔骤然放大的反应来看，数额应当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