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2章 反击（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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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这份名单和暂停供货的决议被复印了好几份，由方老板派人分别送到了何氏水产在临县的采购点、省城水产批发市场何氏档口、以及何永福的办公室。临县码头上几个何氏以前的眼线听说合作社集体停供，主动跑来跟方老板表态，说以后再也不帮何永福做事了，愿意给合作社当搬运工，按正常工钱结算就行。方老板看着这几个以前帮何永福跑腿的人，沉默了一会儿，说行，从明天开始来码头报到，跟其他搬运工一样排队等活。

省城那边，孙经理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拜访酒店采购部。他先去了花园酒店，方经理正在后厨验一批蔬菜，看见他进来，摘下手套迎上来。孙经理把何氏降价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说何氏近期在低价抢单，但品相可能不稳，一旦何氏供货出问题，张记这边随时能按原价补位。方经理点了点头，说她之前也听到了风声，何氏的业务员来过好几次，价格确实低，但她没答应换供应商，万渔一号的品相一直稳，客人反馈也很好，她不会为了省几块钱去冒险。孙经理谢过方经理，又骑着自行车去了金江饭店。老徐正在后厨旁边的休息室里喝茶，看见孙经理进来，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让他坐下。孙经理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遍，老徐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他已经听说了，何氏那边有人来找过他，价格确实低，但他没松口，他一直觉得价格压得太低的东西，品质肯定有问题。孙经理又去了望海楼，周经理正在办公室核对下周的采购清单，抬头看见他进来，放下手里的笔。他听完孙经理的话，拿起电话拨了何氏水产的号码，问了一句“你们最近的低价促销是不是因为库存积压”，电话那头支支吾吾了半天，他挂掉电话，对孙经理说了一句：“果然。价格战最怕的就是品相跟不上。万渔一号的品相我们认，不会换。”

与此同时，王大海正在琼崖村新场子岸边和建军一起检查新铺的网片。他把一份从临县带回来的供货协议样品摊在礁石上，让张老四按照上面的条款把万渔场未来几个月的统货供货计划重新排一遍。省城线和临县线继续分流——精品走省城，统货走临县。何氏越是降价，万渔场越要稳住价格体系。他对张老四说合作社那边的统货供应量下个月开始增加，临县线的铁路排期要提前跟老刘协调，不能让货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货。张老四点了点头，把供货协议上的关键数字摘出来，用粉笔抄在仓库门口的小黑板上，让所有帮工都能看到下个月的排期安排。

几天后，何氏水产的低价倾销开始出现裂缝。第一批被低价吸引过去的采购商在验货时发现何氏这批统货品相根本不达标，疣足排列稀疏，触手反应迟钝，腹部颜色发暗，跟之前看的样品完全不是同一批货。一个在批发市场做了多年的老采购商当场拒收，把几条海参翻过来指着腹部对何氏业务员说这批货连品级都评不上，对方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消息在批发市场里传得比海风还快，几个原本被低价吸引过去的酒店采购部纷纷给老张打电话，问万渔一号还有没有货。老张接电话的时候正在档口后面吃盒饭，放下筷子擦了擦嘴，翻开笔记本上的客户名单一个一个回复：“有货，品相跟以前一样稳，你要多少，明天就能发。”

何永福坐在办公桌后面，听着老柴逐条汇报退货情况。窗外码头上，那辆曾经永远排在第一个的卡车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再停在老位置了。他手里最后的筹码正在一点一点变成废纸——低价签来的合同被品相不稳拖垮，库存清不掉，货源被合作社掐断。他曾经以为价格战是他最后的机会，现在他知道，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他碰上了一个比他更懂规则的人，这个人前世在商场上栽过跟头，这辈子把每一步都走在规则之内——在他还没有出手之前就已经在港务局提前备案审批材料、在工商局整理好完整的证据链、让临县的养殖户联合起来抵制。所有这些都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从一开始就布下的棋局。而价格战，恰恰落入了对手最熟悉的战场。

他把搪瓷缸子放在窗台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楼下码头上，搬运工们推着板车来回穿梭，等着卸货的卡车排成一行。但这些卡车里已经没有何氏物流的车了。他转过身对老柴说：“把剩下的库存按正常价清了吧。价格战不打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没有变，还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但老柴注意到他端着搪瓷缸子的手指不再轻轻叩击缸子壁了。老柴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合上笔记本，转身走了。走廊里他的脚步声一下一下地响着，然后消失了。何永福重新端起搪瓷缸子，发现茶又凉了，他没有起身续热水，就这么端着凉茶，看着窗外码头上的灯火。

又过了一段时间，省工商局和县水产局的联合调查组正式约谈何永福。约谈的地点就在何氏水产公司的会议室里，几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坐在会议桌对面，面前摊着厚厚一叠材料——联名信的复印件、伪造海域证的证据、被拖欠货款的养殖户证词、何氏工艺的工商处罚决定书。何永福坐在会议桌另一侧，穿着那件灰布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他没有带律师，只带了老柴。老柴坐在角落里，笔记本摊在膝盖上，笔帽没拔开。

调查组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直接指向何氏水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何永福一一回答，声音不快不慢，措辞谨慎。他没有争辩，也没有认罪，只是在陈述事实。问到临县养殖户联名投诉的事情时，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些事我做过。运输线是我控制的，价格是我压的，海域证是我让人伪造的。我做的事，我认。”调查组的人互相看了一眼，负责记录的工作人员低下头，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

约谈结束后，何永福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没有开灯，就坐在黑暗中，端着那个搪瓷缸子。窗外码头上的探照灯还在转，光束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投在对面的墙上，一条一条地扫过去。他想起二十三岁那年从闽南挑着鱼干到省城卖，被几个扛包的从码头上推下来，搪瓷缸子摔碎了，鱼干撒了一地。他蹲在地上一片一片捡起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总有一天，他要坐在这个码头上看着别人排队。后来他做到了，坐得比谁都高。但现在他知道了，一个人靠压榨别人得来的位置，迟早会被别人用规则夺回去。他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楼下码头上，搬运工们还在忙碌，柴油机的突突声和吆喝声混在一起。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拉上百叶窗，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拿起笔，开始清理最后一批待签的文件。这一页翻过去之后，何氏水产的历史大概就只剩下最后几行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