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月照孤城(六)(1004)(1 / 2)
满月照孤城(六)
第二十二章 迁居
腊月十六,宜入宅。
杜明章凌晨四点就醒了。窗外的广州还在沉睡,只有环卫工人的扫帚声,沙沙沙,像蚕啃桑叶。他躺不住,起来煮粥,米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水汽模糊了玻璃。
今天搬家。
陈玉芬也醒得早,坐在床边叠最后几件衣服。动作很慢,每一下都像在告别。毛衣是儿子大学时穿的,洗得发硬,领口松垮;围巾是她自己织的,毛线褪了色;还有一件杜明章的旧衬衫,袖口磨破了,她一直说要补。
“带走吧?”她问。
“带。”杜明章没看,他知道是哪件。
七点,搬家公司打来电话,说路况堵,要晚半小时。杜明章说没事,不急。其实急也没用,这些年他学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等。
等钱攒够,等病好转,等孩子长大,等老屋拆迁。等来等去,把半辈子等没了。
八点,搬家工到了。两个年轻人,一个高瘦,一个敦实,进门就干活。书一箱箱往外搬,床拆成木板,沙发抬起时掉出积年的硬币。五毛、一块、五块,叮叮当当滚了一地。
“阿叔,您的钱!”高瘦的小伙子捡起来递给他。
“不是我的,是屋子的。”杜明章接过硬币,在手里掂了掂,“屋子给我的临别礼物。”
陈玉芬笑了。她已经很久没这样笑了。
最后一趟,杜明章亲自搬茉莉花。他捧着花盆,在空屋里站了很久。四面墙壁露出原来的颜色——淡绿色,1983年他们自己刷的。刷了三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晚上躺在新家地板上,闻着油漆味,觉得这就是天堂。
墙角有几道铅笔印,是儿子五岁时画的,歪歪扭扭的小人,旁边写着“爸爸”。墨水褪成浅灰,但还能辨认。杜明章蹲下,摸了摸那些印痕。手指触到粗糙的墙面,像触到三十八年前的某一天。
“走了。”陈玉芬在门外轻声说。
“嗯,走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他听见里面有什么东西落下。也许是墙上残留的钉子,也许是终于松脱的记忆。他没有回头。
新家在白云区,三楼,朝北。电梯只能到二楼,三楼要步行。中介说这就是“半电梯房”,价格便宜三成。杜明章签合同时,陈玉芬在旁边没说话。她知道他在算账——每月省八百,够做两次理疗。
搬进新家第一晚,两人坐在塑料板凳上吃泡面。家具还没到齐,箱子堆了半屋,但窗台上已经摆好了茉莉花。陈玉芬说:“还行,比想象中亮堂。”
窗外没有珠江,只有隔壁楼的晾衣架。满月被遮挡了一半,斜斜地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块菱形光斑。
“以后去江边远了。”杜明章说。
“四十分钟地铁。”陈玉芬算了算,“还行。”
还行。这是他们四十年来用得最多的词。房子小——还行;工资低——还行;病痛——还行。不是真的行,是必须行。
夜里,杜明章在陌生的床上失眠。隔壁有婴儿哭,楼上有人拖椅子,水管里传来不明的水声。老屋是安静的,隔音差,但安静。这里样样都好,就是不像家。
他起来翻账本。补偿款已经到账,元,比他算的少了四百。银行扣了转账费。他在“收入”栏写下这个数字,在“支出”栏写下:
“给杜宇房贷:
给杜蓉应急:
陈玉芬医疗专户:
莉莉教育基金:
老家堂弟贺礼(补):5000
王阿婆慰问:2000
夜校李经理儿子满月:500
备用金:……”
算来算去,剩二十万出头。够租几年房,够日常开销,够偶尔奢侈——比如去云南的火车票,比如给陈玉芬买双好鞋。
他在备用金后面写了“”。其实应该更少,但人总得给自己留点余地,万一明年还要去北京看莉莉呢。
账本合上时,窗外传来货车的轰鸣。京广线在远处穿城而过,列车载着货物和人,从一个夜晚驶向另一个夜晚。杜明章想起自己三十八年前坐绿皮火车来广州,硬座,36小时,脚肿得像馒头。出站时看见珠江,想:这辈子的路,就在这里走了。
路还在走,只是换了方向。
第二十三章 留守
春节前夕,杜宇打来电话:“爸,今年我回不去了。公司新换了领导,我得留下来值班表现。”
杜明章看着桌上写好的春联,“福”字墨迹已干。他说:“工作要紧。”
“莉莉想爷爷奶奶,天天念叨。”
“让她暑假来。这边凉快。”
“妈身体怎么样?”
“还行。”
还行。电话那头的儿子信了,电话这头的父亲挂了电话,去厨房给妻子煎药。煤气灶是老式的,打火要三次才着。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药汤咕嘟咕嘟地响。
陈玉芬的新药比旧药贵三倍,医生说效果好些。杜明章没犹豫,直接去缴费窗口刷了卡。药房的人说:“阿伯,这药自费的,医保不报。”他说:“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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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本上多了一行:“新药(三个月)7800。”
年三十,老两口吃年夜饭。四个菜:清蒸鲈鱼、白切鸡、蒜蓉菜心、莲藕汤。和往年一样,只是桌子小了,对面空了。
电视里播春晚,热热闹闹的,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看。杜明章喝了半杯黄酒,脸红红的,对陈玉芬说:“明天初一,咱们去白云山走走?”
“你膝盖行吗?”
“走得慢点。”
“那去吧。”
初一早晨,白云山人山人海。杜明章拄着伞当拐杖,陈玉芬扶着栏杆,两个人在人流里慢慢挪。爬到半山腰,她喘得厉害,他找了个石凳让她坐下。
“老了。”陈玉芬说。
“早就老了。”杜明章递水,“又不是今天才老。”
她笑。他也笑。阳光从树隙筛下来,落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像碎金子。
下山时,陈玉芬忽然说:“明章,下辈子你还教书吗?”
“教。”
“还找我吗?”
杜明章想了想:“看缘分。”
“什么叫看缘分?”
“就是投胎的时候要记得路,别走岔了。”
她没说话,但下山的一路上,手一直牵着他的。
初五,杜蓉打来电话:“爸,我带孩子回去了,初六到广州东站,能住家里吗?”
“能。”杜明章看看新家的客厅,沙发还没买,但有张折叠床可以支起来,“住多久?”
“三四天,孩子补课不能请太久假。”
挂电话,他开始收拾。从箱子里翻出被褥,在阳台晾晒。陈玉芬擦地板,把茶几挪到角落。四十平米的小屋转不开身,但转不开也得转。孩子回来了,家就得是家。
初六晚上,杜蓉带着外甥到家。孩子长高了,变声了,进门叫了声“外公”,就低头刷手机。杜蓉瘦了,眼袋比上次重,在厨房帮陈玉芬洗碗时,忽然哭起来。
“妈,我想离婚。”
陈玉芬手顿住,油花在水面慢慢散开。
“他天天喝酒,喝了就打孩子……我实在受不了……”
杜明章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拿着抹布。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能谈就谈,不能谈就离。家里给你留着铺位。”
杜蓉抬起泪眼:“爸,我给您添麻烦了……”
“不麻烦。”杜明章说,“你回来,就是回家。”
那晚他睡客厅折叠床,把里屋让给女儿和外孙。月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他脸上。他想起1988年,杜蓉出生那天,他抱着这个皱巴巴的小婴儿,承诺要给她一个家。
三十五年了,家还在,承诺还在,但住进这个家的人,却一个比一个疲惫。
账本在床头柜里。他摸出来,借着月光写下:“杜蓉离婚备用金:。”
写完,他又划掉了。有些债不是钱能还的。她需要的是一个父亲,不是一台提款机。
第二十四章 夜校的灯
过完年,夜校开学了。
杜明章还是骑自行车去,四十分钟,从白云区骑回越秀。这条路他骑了四十年,只不过以前是从家到学校,现在是从新家到临时教室。
李经理说:“杜老师,您年纪大了,要不咱们改线上课?”
“线上没温度。”杜明章换灯泡——教室的灯管坏了,他爬上梯子,
陈实还在。那个因奶奶去世被开除的小伙子,在新餐厅干得不错,学了劳动法,还帮工友维权。他成了夜校的“助教”,新学员有不懂的,他先教。
“杜老师,您看这个。”陈实递来一张工资条,“我涨工资了,扣完社保到手四千二。”
“不错。”
“我还想学电脑。现在餐厅用系统点单,不会电脑以后没出路。”
“有夜校,有成人高考,你想学总能学会。”杜明章看着他,“怕的是不想学。”
陈实点头:“我不怕。”
三月,夜校来了个新学员。女的,五十多岁,鬓发花白,坐在最后一排,低头记笔记。下课后,她走到讲台前:“杜老师,您还记得我吗?”
杜明章推推老花镜,看了很久。记忆像老照片,渐渐显出轮廓。
“你是……李秀英?”
“是。1992届初三(2)班,我是语文课代表。”
三十年。那个扎马尾辫、作文总是写得很长的女孩,如今头发白了一半。她嫁到湖南,离了婚,儿子在广州打工,她来投奔。在小区做保洁,听说夜校有免费课,想学点东西找份好工作。
“杜老师,您还跟当年一样。”李秀英笑,眼角的皱纹层层叠叠,“上课的时候,粉笔灰落一肩膀。”
“老了,肩膀落不住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