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月照孤城（六）（1004）（2 / 2）
“老师不老。”她说，“老师站在讲台上，就还是老师。”
杜明章没说话。他给她找了本成人高考教材，扉页上写了八个字：“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李秀英接过书，眼眶红了。她没说什么，鞠躬，转身走了。
四月，夜校报名人数翻倍。李经理来找杜明章：“杜老师，司法局说咱们这个‘劳动者权益保护’班是全市示范，下个月要开现场会。您能准备个发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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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什么？”
“就讲您为什么坚持办这个班。”
杜明章想了很久。他不是演说家，一辈子只会站在黑板前说话。但有些话，说了三十年，也该换个地方说了。
“行。”他说，“我讲。”
现场会那天来了很多人。司法局、教育局、工会、电视台。杜明章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西装——1985年买的，陈玉芬说第一次穿去学校，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站在台上，看着
“我不是什么模范，”他开口，“我就是个退休老师。”
台下安静。
“三十八年前，我来广州教书。那时候想，当老师就是教学生认字、算数、写作文。后来发现不是。当老师，是教学生怎么活下去，活得好一点。”
他讲陈实，讲李秀英，讲那些夜校教室里埋头写字的人。他们白天送外卖、扫大街、端盘子，晚上来这里学知识、学法律、学怎么不被欺负。
“有人问我，都快七十了，还折腾什么？”杜明章顿了顿，“我不知道。可能一辈子教书，习惯了。学生有事，老师不能不管。”
台下有人鼓掌。杜明章没听见，他摘下老花镜擦了擦，继续说：
“我教过最好的学生，不是考上名牌大学那些，是那些被生活打倒过、又爬起来的人。他们让我知道，教育不是给人贴金，是给人壮胆——壮了胆，才有勇气面对这辈子的难。”
掌声持续了很久。
散会后，李秀英等在门口。她穿着保洁制服，头发整齐地别在耳后，手里拿着那本翻旧了的教材。
“杜老师，我考上了。”她递过一张录取通知书，是老年大学的管理专业，“以后不做保洁了，想去社区工作。”
杜明章看着通知书，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完，他说：“好，好。”
李秀英哭了。三十年前她是个作文写得很长的女孩，三十年后她是个拿着录取通知书流泪的中年女人。中间隔了婚姻、生育、离异、漂泊，隔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夜。
但路还在走，书还在读。这就够了。
第二十五章 账单
五月，陈玉芬的病情加重了。
起初是气喘，走两层楼梯要歇三次。后来是浮肿，脚踝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起来。杜明章带她去复查，医生看着新的检查单，眉头皱成川字。
“杜老师，您爱人的心脏功能下降了。建议住院系统治疗，调整用药方案。”
“住多久？”
“至少两周，看情况。”
“费用呢？”
医生没直接回答，开了张住院通知单。单子上的预估费用栏是空的，但杜明章知道，那是个无底洞。
他第一次没有立刻答应住院。不是不想治，是账本上的数字不允许。
“先开药，回家调理。”他说。
“杜老师，回家调理效果有限……”
“我明白。”杜明章声音很低，“让我想想。”
回家路上，陈玉芬靠在他肩上，睡着了。公交摇晃，她的头一点一点往下滑，他用手托住。窗外是广州的黄昏，晚霞把天空烧成一块巨大的红烧云，美得像假的。
他想，年轻时他们说退休了就去旅行，走遍中国，看遍风景。现在风景就在窗外，她累得睁不开眼。
晚上，杜明章翻出通讯录，找到林静的名字。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很久，最终没有按下去。已经欠她一万了，不能再欠。
他打给赵海。
“老师？”
“小海，上次你说的顾问工作，还有吗？”
“有！公司正在筹备新项目，正缺您这样的专家。我让人明天联系您。”
“不用顾问费，按活算钱。”
“老师……”
“按活算钱。”杜明章重复，“这是我的规矩。”
第二天，赵海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发来一整套资料。杜明章戴上老花镜，从上午看到深夜。安全教育手册需要重新编写，案例要更新，法规要核对。他把自己埋在纸堆里，像四十年前准备公开课一样认真。
三天后，初稿完成。他发过去，负责人秒回：“杜老师，太快了！质量还这么高！”
“缺钱。”他诚实地说。
对方沉默了一下：“赵总交代了，给您按最高标准结算。”
三天后，银行短信：“您尾号3378的账户转入人民币元。”
杜明章没动这笔钱。他在账本新的一页写下：“赵海公司，安全手册报酬，元。待存：陈玉芬住院基金。”
写完，他算了算。够住几天院？五天？六天？不够。那就继续攒。
夜里，他梦见年轻时的陈玉芬，扎着两条麻花辫，在学校门口等他下课。梧桐叶子黄了，落了一地。她踩在落叶上，哗啦哗啦走过来，笑着说：“明章，回家吃饭了。”
他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块。
第二十六章 满月
六月，莉莉放暑假。
杜宇请了假，带女儿来广州。这是儿子工作后第一次不是过年回来。杜明章去火车站接，看见莉莉冲出闸口时，差点没认出来——长高了，瘦了，辫子剪了，换成齐耳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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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她扑进怀里，还是那个爱撒娇的小女孩。
“哎。”杜明章接住她，像接住一颗小小的太阳。
陈玉芬在家等了整整一上午。菜热了两遍，沙发套罩了又取，最后索性坐到小区门口的石墩上。莉莉远远看见，跑过去抱住她：“奶奶我想你！”
“奶奶也想你。”陈玉芬摸着孙女的头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那天晚上，四十平米的小屋挤了四口人。折叠床支在客厅，杜宇和莉莉打地铺。杜明章睡沙发，陈玉芬睡里屋。门开着，能听见彼此的呼吸。
莉莉说：“爷爷，我给你跳舞。”
她在客厅中央踮起脚尖，旋转，伸展。月光从窗户漏进来，照在她纤细的身影上，像舞台追光。杜明章坐在沙发上看，想起三年前，国家大剧院实验剧场，也是这个身影，也是这段舞。
“爷爷，明年我还来。”
“好。”
“你们也要去北京。”
“好。”
杜宇靠在墙边，沉默地看着父亲。他鬓角全白了，背比以前更驼，但眼神还是那样——温和，坚定，像有什么东西永远不会被生活压弯。
“爸，”他开口，“房贷那个事……”
“钱给你了就别想太多。”
“我不是说钱。”杜宇停顿，“我是说，谢谢爸。”
杜明章没回答。窗外的月亮移到中天，又大又圆，把整个房间照得亮堂堂。
“我小时候不懂，”杜宇说，“为什么您对学生比对我还有耐心。后来懂了，您不是偏心，是觉得老师这个身份，比父亲这个身份要担的责任更重。”
他顿了顿：“您现在退休了，可以只当父亲了吧？”
杜明章看着儿子。三十八岁的男人，鬓角也有了白发，问出的话却像八岁时的那个小男孩——等爸爸下班，等爸爸辅导作业，等爸爸夸一句“做得好”。
“我一直在当父亲。”杜明章说，“只是这个身份，不需要发工资。”
杜宇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
那天夜里，所有人都睡了。杜明章走到阳台，点了一支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远处珠江上航行的船。他想起父亲，那个邮递员，骑着永久自行车，驮着五个孩子的未来。
他想起1983年，他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手心全是汗。底下四十五双眼睛看着他，他结结巴巴地说了第一句话：“同学们好。”
他想起1998年，杜宇考上大学，他送儿子去北京。绿皮火车，36小时，硬座。杜宇靠在窗边睡着，他把自己的外套盖在儿子身上，一夜没合眼。
他想起2019年，陈玉芬确诊类风湿，他握着医生的手问：“能治吗？多少钱都治。”医生说：“尽力。”他说：“好。”
烟燃尽了。他掐灭烟头，转身回屋。
月光还亮着，照在拥挤的客厅、熟睡的儿子、踢开被子的孙女身上。照在账本上，那页写着“陈玉芬住院基金：元”，旁边用红笔加了一行：“还差很多。”
没关系，他想。差很多就慢慢攒，日子还长，账可以一页一页翻，路可以一步一步走。
窗外，满月悬在孤城上空，照见每一扇窗户里的人间。有人在梦乡，有人在漂泊，有人在深夜里计算明天。
杜明章躺回沙发，闭上眼睛。耳边是莉莉平稳的呼吸声，像小小的潮汐。他忽然想起很久以前教过的一首诗，是杜甫的《月夜忆舍弟》。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他的故乡在哪里？在珠江边的老屋里，在这间新租的小屋里，在每一张讲台前，在每一本账本里。
月光照不到的地方，是故乡。月光照得到的地方，是家。
他睡着前，最后想的是：明天要去医院问问，能住几天院。不够的话，再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这些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月光静静落着，落在旧账本未干的墨迹上，落在阳台茉莉花含苞的枝头，落在这个沉默的老人为生活而弯了三十八年的脊背上。
满月照孤城，照见这座城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力地活着，用力地爱着，用力地把光传递给下一个天亮。
夜还很长，但月亮总会落下去。
太阳也总会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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